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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十八盘上，一个佝偻的身影正以近乎凝固的速度向上挪动。他肩上的扁担深深勒进古铜色的皮肉，两端坠着的水泥袋随着脚步的节奏微微晃荡，汗珠从额角滚落，砸在脚下的青石阶上，瞬间碎成八瓣。游人气喘吁吁地从他身边经过，歇了一程又一程，可等到抬头远望时，那个沉默的身影早已悄然走到了前面——仿佛不是用脚在走，而是用整个生命一寸一寸地往上顶。这便是泰山挑夫，泰安人口中的“担山的”。千百年来，正是这样一群“担山”的人，用一副副血肉肩膀，把一座山的重量担进了历史。他们是谁？他们从哪里来？他们在陡峭的盘道上留下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？
宋人笔记里的“负而趋者”
泰山挑夫，泰安人嘴里喊了千百年的“担山的”或“挑山的”，究竟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？这几乎是一则关于体力和意志的谜题。泰山文化学者周郢在《泰山挑夫的历史考索》中，将这一职业的成形期推定为宋代。依据来自北宋文人赵鼎臣的《游山录》：“道中游人，尚班班往来，有陟者，有降者，有跣而进者，有负而趋者。”所谓“负而趋”，便是身背器物急行。赵鼎臣还提了一句：“余将登山，假舆徒于邑中。”既然可以临时雇到抬轿子的舆夫，那么专事背负的挑夫相伴而生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此时约当宋徽宗建中靖国前后，距今已近千年。
但千年以前呢？《管子·封禅篇》记远古封禅传说，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秦始皇二十八年“自泰山阳至巅，立石颂德”，康熙《泰安州志》又说李斯篆刻碑石在岳顶玉女池上。帝王封禅，兴师动众，祭器、供品、仪仗、建材，哪一样不需要人力负荷上山？这些无名者，便是挑夫的“雏形”。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描绘汉光武帝封禅，“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”“天子御辇登山，日中到山上”，寥寥数语背后，是千百民夫在绝壁深谷间负重蚁行的沉默。他们或许还没有“挑夫”这个专名，却早已用脊梁和扁担，撑起了泰山上一幕幕祀天大典。
明代文字中的挑夫“剪影”
真正让挑夫在文字中留下清晰剪影的是明代。明代诗人公鼐《登岱八首·其六》中写道：“寸木囊沙负戴跻，扪参历井上云梯。人工欲夺天工巧，民力难将帝力齐。”周郢推测，句中“寸木”或即挑夫所用的扁担。一根寸木，挑起“囊沙”——大概是建筑用的泥沙，艰难上跻，登天梯、扪星辰，这分明是一幅泰山的“挑夫行役图”。
更震撼的记录来自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王锡爵奉敕撰写的《东岳碧霞宫碑记》。碧霞宫需用巨石，采自北京房山大峪沟，“高丈三尺，广四尺，厚一尺有奇”。这块庞然大物自京师走两千里，先用车运至山下，然后“缠以巨索，翼以大木，数百人挽之，蚁行而上，凡五十馀盘，经大小天门，日数十步，行三阅月，始达宫前”。数百人如蚂蚁般挽拽巨石，一天只能挪动数十步，足足走了三个月才抵达碧霞宫前。这样的协作，已远非零散民夫可为，必定有了专业化的组织。周郢据此推断，明代泰山挑夫已经形成行业性的团体。
明代学者查志隆在《岱史·宫室志序》中，更是难得地流露了士大夫对挑夫的悲悯。他写道：“大抵危崖峻岭之上，材木瓴甓转运最艰，即一砖之费，十倍平地。乃其役夫巇岖血汗可怜之状，余尝目击焉。”一砖之费，十倍平地；一眼望去，尽是血汗。这种近距离的体察，让挑夫的艰辛穿越时空，直抵人心。
扁担：从“寸木囊沙”到精神杠杆
既然说到“寸木”，不妨专门为扁担立一传。担子，是挑夫身体的延伸，也是他命运的唯一凭靠。南方多用竹扁担，北方则多用木扁担，桑木、榆木最佳，有韧性，弹力好。有经验的人知道，挑担时货物并非死压在肩上，而是随着步伐有节奏地弹跳，在扁担回弹的一刹那，肩膀获得瞬间的喘息。专业挑夫还会“换肩”：不需停步，只需在扁担弹起的间隙将其旋转一百八十度，就能将负重从左肩移到右肩。这一手绝活，在泰山盘道上最见功夫。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赵太丞家门前有一口水井，两个挑水人正在打水，旁边树上挂着两条扁担。井绳粗硕，钩担轻便，水桶由木而铁，见证了挑运用具的演进。宋代以后，货郎担、骆驼担、高肩担等各种担子纷纷登场，成为流动的商铺、移动的餐馆。苏州的骆驼担卖馄饨汤圆，前有炉火炊具，后有操作台和备料，挑到哪里，炊烟就飘到哪里。一副担子，就是一家人的生计。民间谚语说得好：“肩挑四两为客，帮人一日为奴。”哪怕担子再轻，自己便是主人。
而泰山的扁担，却从不这般轻巧。泰山挑夫的担子，少则六七十斤，多则一百多斤。冯骥才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见到的挑山工，担着水泥、饮用水，侧身斜行于陡阶之上。他们用的扁担，起初是木制的，毛刺扎肉，疼痛难忍。1954年前后，才逐渐改用竹扁担，选直径约八厘米的竹子，一劈为二，光滑的一面贴着皮肤，这才稍稍减轻了磨伤。
洋镜头与游记里的挑夫群像
进入近代，挑夫的形象开始被另一种目光打量。1912年，法国人斯提芬·帕瑟受金融家阿尔贝·肯恩之聘，参与“地球档案”摄影计划，成为二十世纪以影像实录泰山的第一人。他留下的照片中，便有泰山挑夫的特写：赤膊，短褐，扁担压肩，目光沉毅。几乎同时期，德国传教士彭安多在1906年出版的《泰山及其宗教信仰》中，细致记录了挑夫的食物：“疲惫地向上爬着，除了货物，扁担里还有一个大馒头，小麦面做的，好几磅重……这东西吃起来一点都不细腻，但是它有优点：营养充分，便于保存。”一个大馒头，就是挑夫一天的能量源泉。这种实用的饮食智慧，后来又演化出“石锅宴”——利用泰山杂岩的导热性加工食物，挑夫劳作之余，也在这独特山野风味中觅得片刻暖饱。
民国时期，挑夫与舆夫的协作更为密切。吕吟声在1932年的《泰山游记》中写道，自己到泰安后“雇轿代步……另雇挑夫两名，分担卧具食物。据说山势峭拔，任重仅四十斤，过此则不胜矣”。山路陡绝，挑夫拼尽全力也只能负载四十斤，这种极限状态下的劳动，被旅行者用惊讶和同情的笔调记录下来。汪季文《岱岳游记》还提供了珍贵的行会细节：“轿夫及挑夫之山轿、绳索、扁担等用具，均由公会供给，而每次收入中，须补助公会洋二角。”原来挑夫背后，也有了一套自组织的制度，公会供给工具，并从每次收入中提取两角作为基金，这俨然是现代合作社的雏形。
冯玉祥与冯骥才：两个“发现者”
如果说古代文人对挑夫多止于同情，那么近代以来，有两个人彻底改变了挑夫的文化命运。一个是冯玉祥，一个是冯骥才。
1937年，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写下《泰山社会写生集》，其中《上山的挑夫》一诗，以质朴而沉痛的笔触，为挑夫的苦难造像：“上泰山，坐山轿，好看风景好逛庙。一个安坐两个抬，手把轿子爬盘道。爬盘道，真苦劳，慢走紧走总不到。肩头皮带千斤重，汗流气喘心急跳。”挑夫的形象从此走出地方志和碑刻，进入大众文学空间。但此时的挑夫，仍然是苦难的化身，“可叹可悲可怜惜”的困苦弱者。
真正赋予挑夫以精神高度的，是作家冯骥才。1981年，他以一篇散文《挑山工》，让这个群体横空出世。他没有着墨于泰山的雄姿胜景，而是把目光投向那些负重登攀的挑山工，描绘他们折尺形的行走路线、不声不响超越游人的坚韧。“等你发现，你会大吃一惊，以为他们是像仙人那样腾云驾雾赶上来的。”这篇散文1983年入选全国高中语文课本，后又入选小学语文课本，据初步统计，先后有超过两亿青少年学习过它。挑山工由此成为泰山精神的象征，一根扁担，挑起了整座大山的重量。冯骥才后来多次重返泰山寻访挑山工，口述著成《泰山挑山工纪事》，并创作国画《泰山挑山工》悬挂于书桌前，以自勉。他说：“挑山，他挑的是山，挑的不是东西，他把泰山人的精神和他们所承受的分量都表现出来了。”
美学家杨辛也是挑山工精神的重要发掘者。他四十五次登泰山，写下《挑山工》诗：“挑山工，挑山工，性实在，不谈空。步步稳，担担重，汗如泉，劲如松……青春献泰山，风光留大众。有此一精神，何事不成功！”2016年，95岁的杨辛与雕塑家钱绍武义卖作品，设立泰山“三工”基金，资助挑山工、护林工和环卫工。从文人感喟到社会行动，挑山工的形象一步步升华。
扁担虽远 精神未泯
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曾一度取消挑夫工作形式。但随着泰山景区修缮的需要，挑山工又被重新组织和征召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泰山古建筑大规模修葺，挑山工队伍一度达到三百多人，承担着从柴米油盐到机器设备的全部运输任务。中天门是货物集散地，挑山工接到任务后，便随着人流向上攀登，烈日寒风中衣着单薄，步伐坚定，目标明确。他们的汗水浇筑了泰山上的宾馆、索道站和通讯塔，也担起了“天上的街市”。
然而2003年货运索道竣工，2010年环山公路建成，大批货物不再依赖人力挑运。挑山工的实用性急速衰减，老一代渐渐挑不动了，年轻人受不了这个苦，如今泰山上仅存二三十名挑山工，且大多只做些零碎短途的挑运。他们正悄然淡出历史舞台，或许有一天，将只存于地方志和博物馆的影像之中。
挑山工的故事，是一部关于体力、生存与尊严的历史。从宋代赵鼎臣笔下的“负而趋者”，到明代碑刻里蚁行挽石的数百人，从冯玉祥诗中的“肩头皮带千斤重”，到冯骥才散文里那一抹红背心的坚韧向上，千年而下，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，参与了泰山的书写。一砖一瓦、一碑一石，无不浸透他们的汗水。今天，扁担已经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了。我们用“负担”一词时，想到的不再是肩头的实物，而是责任或压力。然而泰山盘道上那折尺形的攀登路线、快活三里不歇脚的节律、换肩时的娴熟与沉默，依然是一种可以被不断激活的精神遗产。正如冯骥才所言：“挑山，他挑的是山，挑的不是东西。”那被挑起来的，是一座民族脊梁般的精神山脉。
栏目策划/编辑 马纯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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